我们可以从《延禧攻略》中的一幕情节开始：年将半百的乾隆继后那拉氏对着镜子检查自己脸上的皱纹，并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保住容颜。为此产生的焦虑、疑神疑鬼以及恐慌最终让她失去之前的冷静与步步为营，而导致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奴才所利用，另一方面与乾隆关系江河日下，最终发生断发一事。编剧为那拉氏最后的失算所安排的导火索便是她的容颜问题。而预设的前提则是，年轻姣好的容貌在后宫这样一个地方占据着十分重要甚至核心的地位，而它往往直接决定皇帝是否会宠幸。这是后宫剧对于中国传统帝制下皇城后宫女性的想象，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如一面镜子般折射出一个悠久的关于外形的迷思，即——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外形总是能够与地位和权益相连接的，而由此获得相应的报酬。那么外形为何有如此大的能力？美国社会学家阿什利·米尔斯在其著作《美丽的标价》中指出，外形（look）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是华康德所称作的“身体资本”。而这个看似用来描述一个固定的身体属性的词，本身却并非如此“自然”，它是“人们为人处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米尔斯所研究的模特界，它的价值则是由“媒体和商业时尚圈中生产者们的社会互动产生”。继后那拉氏之所以如此汲汲于自己日渐衰老的外形，正是因为她知道在后宫中所存在的关于有着什么样外形的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的规则。这一规则或许存在于传统中国，但则毫无疑问地存在于当下社会。而于社会诸多因素的互动中产生，性别与权力成为其中十分重要的成分，本文便着重讨论处于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传统女性的外形传统中国中的女性最主要为“三从四德”这一来自儒家的教诲约束和塑造着。“三从”来自《仪礼》，“四德”出自《周礼》，即所谓的“德言容功”四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便会发现，在传统礼教对于女性的要求中，妇德与妇言都在妇容之前。对于注重伦理道德的儒教而言，这是可想而知的。而即使是妇容，其所主要强调的也并非我们如今所以为的关于女性的容貌外形，它更多强调的是女性的某种行为表现，即需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能轻浮随便”。纵观儒家教诲，我们似乎很难看到有直接对于容貌外形作出具体要求的，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体现女性端正的品德与恰当的言行修养。因此，当我们如今看到后宫剧中，嫔妃们为了自己的容貌外形而大打出手时，与其说它是帝制儒教对于女性压制的遗毒，更合适的说法或许是现代人自身对于（女性）外形的迷思所造成的唐突古人。对帝制儒教中的女性而言，她们随着处于家族中角色的改变而被要求展现出相应的行为规范。她们更像是对于一个已经有了根深蒂固涵义的位置的暂时占据，两者比较，她们是客，这个角色与位置是主。所以在《延禧攻略》中，富察皇后去世后，需要另一个妃嫔来占据皇后之位。而“皇后”这一角色无论谁来扮演，最终都得符合它已经被设定的形象。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下，传统中国女性的外形或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如我们在后宫剧中所看到的那般重要。就如米尔斯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外形是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诸多变量相斗争与协商所产生的结果。在以儒家道德伦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帝制中国，达到彬彬典范的是“文质”融洽，而非外形的俊朗或美丽（在庄子笔下，我们看到真正悟得大道的往往是那些身残体缺的畸零人；而庄子对姑射神人肌肤与动作的描写，同样是为了凸显出其内在的“神人”特质）。因此，对女性而言，完美的品德修养是第一位，而非外形。而一旦对于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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